薛涌:从美国主流社会视野里消失的南京大屠杀
如果美籍华人没有犹太人那样的精神和影响力,那么要维持美国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长期注意力,靠孤立的几本书、几个人是不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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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从美国主流社会视野里消失的南京大屠杀》
文/薛涌
记得那还是1998年,妻子刚刚怀孕,跑去看产科医生。医生是位白人女性。一见面,知道妻子是个读日本文学博士的中国人,马上就开始讨论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,又谈起科索沃的屠杀,以及许多人类历史中的邪恶,乃至诊断过程拖得很长。回来妻子还感慨,说这么一位忙得四脚朝天的医生,貌似把书看完了,而且读得很细致。
应该说,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,对美国公众的影响是震撼性的。当时不仅仅是书,书的出版和畅销,使她频频出现在主流媒体,特别是各大电视网中。比如,1998年12月,她出现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由Jim Lehrer主持的《新闻小时》(The NewsHour)中,和日本大使就日本的道歉是否算道歉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。Jim Lehrer有政治新闻第一主持的地位,是大选总统辩论的主角之一。这大概是美国黄金时间最有影响的严肃新闻节目了。日本右翼曾组织反击,但很难抵挡这本书的冲击波。另外,不仅仅是张纯如的著作,东亚研究界,南京大屠杀也是个挺热门的题目。当时耶鲁的中国史教授白彬菊(Beatrice Bartlett),本是研究清代军机处的专家,也被这个题目吸引,在耶鲁存留的档案中发现了许多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,决定编辑成书。当时我的妻子给她当助手,并自报奋勇到图书馆找到许多日本人的研究,一字一句翻译给她。这只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小花边。更为系统的研究,美国还有许多。
不过,经过张纯如那本书的冲击后,美国社会在整体上对南京大屠杀有淡忘之势。至少现在这方面的记忆远远不如十五六年前张纯如的书正热的时候。道理似乎不难理解:这是中国人要记住的事情。不能指望美国人帮我们记住。美国人还自觉得处于世界中心,事事关心。结果是,有许多事情要来竞争美国人的记忆。特别是911之后,美国人的注意力转移,南京大屠杀早就淹没在各种其他事件和新闻之中了。另外,所谓“美籍华人”,到2010年时大致占美国人口的1.2%,大概不及美国犹太人的一半,文化影响力就更小。即使在这个小群体中,也分大陆、台湾、港澳等多种群体。大家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都很不同,难以发出一致的声音。在大陆人中,比如象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,在国内成长期间“南京大屠杀”也从来不是个重大纪念日;到了美国,每逢12月13日自然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怎么能期待美国人记住这件事呢?现在事后想想,当年“南京大屠杀”在美国那么轰动,实在有些不可思议。这其实全是张纯如一人之功。
(资料图:张纯如(Iris Shun-Ru Chang,1968年3月28日-2004年11月9日),美国华裔女作家、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,著有英文历史著作《南京暴行:被遗忘的大屠杀》)
当然,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并非没有。美国人敏感的,是日本的战争责任。南京大屠杀只能放在这个框架中来看。但是,即使是日本的战争责任,对美国人而言也并非多么沉重的问题。
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得相当艰苦。但是,这场战争毕竟进行了不到四年,而且基本在本土之外,美国人自己没有经历过生灵涂炭之痛。即使是偷袭珍珠港,美国死亡人数也就2000出头,还赶不上911。但是,美国对日本动用了原子弹。其实,东京大轰炸等空袭,造成的死亡已经超过了原子弹的杀伤力。战后美国人看到被自己摧毁的日本,心里开始歉疚。另外,在战争期间,美国政府把日裔美国人送进集中营,如今已经正式道歉。所以,双方当时虽然打得你死我活,但许多美国人,特别是自由派,对日本反而有些歉意。战后美国专家到日本工作,技术秘密放在桌子上,但成心告诉日本同事:自己要出门,好久不会回来。确保留足了时间让日本人放心把技术偷走。对许多美国人来说,这是一种补偿方式。
更重要的,是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政策的改变。当时领导占领军的麦克阿瑟(Douglas MacArthur),是强悍的保守主义者,执意要和天皇合作,进而对天皇进行了一系列保护,使之免于战争罪,据说包括销毁了大量罪证。不过,在占领初期,核心目标还是清算军国主义,审判战犯,释放政治犯。许多在战争中被囚禁的左翼人士,包括共产党,都被释放出来,重新活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。大量来自美国的左翼“新政知识分子”,在重建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,就是这么一个产物。
不过,这一切随着冷战的到来而改变。1946年,丘吉尔发表了“铁幕降临”的著名演讲。1947年,美国面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节节胜利而恐慌,调整政策,到1949年蒋介石败走大陆,新中国成立,接着不久又开始了朝鲜战争。所以,从1947-1948年,一直到1952年占领结束,美国对日的政策走上一个“逆转过程”(Reverse Course),即从清算保守势力转向和保守势力全面合作,包括启用战犯,对左翼及共产党严加监视、打压,甚至还敦促日本再次武装起来。但这后一点,被机敏的吉田茂所拒绝。美国的“逆转过程”,对塑造战后日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——包括日本有了几十年实际上的一党政治;政府停止了对战争的反省。美国国内,要求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声音,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成不了气候。当然,偶然的亮点并非没有。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的走红是一例,Herbert Bix的《裕仁天皇传》,也是全面检讨天皇战争责任的力作,很畅销,而且他经常在重要关头站出来在媒体上发声。但是,如果美籍华人没有犹太人那样的精神和影响力,那么要维持美国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长期注意力,靠孤立的几本书、几个人是不可能的。
美国的政治,由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斗所界定。自由派和保守派大致有个特点。自由派总喜欢在那里反省美国作错了什么。保守派则总是强调美国作对了什么,把美国当成“山崖上闪光的城”、人类的典范。在太平洋战争问题上,总觉得美国做错了事的自由派,忙着谴责原子弹,仿佛美国对日本犯了罪,自然顾不得日本的战争责任了。保守派此时总会反击,强调战争的正义性、原子弹使用的正当性,但是也总是点到为止。因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加珍重日本这个保守派执掌的反共盟友,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自己最铁的追随者之间,怎么会没完没了地指责后者?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,南京大屠杀在1990年代能获得那么大的注意,我看已经相当不易了。
关于作者
薛涌,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。著述包括《直话直说的政治》《右翼帝国的生成》《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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